長期以來，非洲農業因土地分散、資金有限、基礎設施薄弱等原因，對農業機械的需求集中于實用耐用、易于維護和燃料通用等方面，而非追求過高的技術配置。

印度農機企業精準把握非洲市場這一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起，著力開發80馬力以下中小型拖拉機，并通過本地化生產、靈活融資與售后網絡建設等逐步獲得市場份額。這一成功并非偶然，其背后蘊含著明確的市場邏輯、產業策略與長期布局，也為其他國家拓展在非洲的農業合作提供了有益參照。

結構性適配

當前，馬恒達與塔福兩家印度拖拉機制造商在非洲農機市場表現尤為突出。馬恒達是印度最大的拖拉機制造商和重要汽車企業，其核心競爭力在于面向小農經濟場景開發的小型、輕便型拖拉機。依托“印度制造、全球服務”的產業戰略，馬恒達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建立業務網絡，產品出口30多個非洲國家，其中，對坦桑尼亞、阿爾及利亞、貝寧、尼日利亞、肯尼亞、蘇丹和南非等國穩定出口。總部位于欽奈的塔福是印度第二大拖拉機制造商，目前已進入10個非洲國家開展業務，在非洲市場的擴張還對其全球布局產生外溢效應，除了成為阿富汗農機市場的重要供應方，還開始試探性進入北美市場。

印度農機在非洲市場的擴張，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與非洲農業生態的結構性適配。殖民時期及其后的全球化進程，曾多次中斷并重塑了非洲傳統農業體系，導致其農業生產方式與當地小農經濟結構長期不適應。

具體來說，盡管非洲擁有全球約21%的耕地資源，但農業生產主體以小農為主，土地高度分散，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水平普遍較低；與此同時，多數非洲國家農業資本投入不足，交通、能源和灌溉等基礎設施薄弱，農機零配件供應和售后服務體系長期不完善。在這一背景下，非洲農民對農業機械的需求排序偏向耐用、易維修、燃料通用和價格可負擔，“夠用而非先進”成為主要考慮。印度拖拉機在設計上刻意回避復雜電子系統，強調結構成熟、操作簡便和維護便利，因而在非洲小農群體中獲得廣泛認可。

此外，非洲農業正處在從低效率、分散化的傳統生產模式向現代農業體系緩慢轉型的過程中，而印度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糧食安全、土地碎片化和小農生產效率等方面曾經面臨類似的困境，這種“發展階段相近性”有助于印度農機技術向非洲移植。

政府引導與企業深耕協同發力

除了產品適配，印度農機企業在產業策略層面的系統性布局同樣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產品結構上，主動聚焦80馬力以下中小型拖拉機，通過壓縮非必要功能、控制技術復雜度，使產品價格與非洲農民支付能力相匹配。在產業組織方式上，通過在非洲開展本地化組裝和生產，降低運輸與關稅成本，提升規模化效應。例如，馬恒達在南非德班設立組裝工廠，成為其非洲本地化生產的重要基地。在服務體系建設上，通過與當地機械制造與維修企業合作，建立認證維修點和零配件網絡，強化了售后保障能力。當前，伴隨數字農業理念的擴散，部分印度企業開始嘗試將人工智能、區塊鏈和衛星監測等數字工具引入非洲農業場景，通過移動應用提升農民獲取信息和服務的能力。

農機出口并非單純的商品貿易，其中包含生產方式、技術路徑與制度安排的轉移，也會長期影響國家間的關系。印度政府對非洲農業的關注具有明顯的政策延續性。

冷戰結束后，印度將非洲納入其“南南合作”框架，將農業合作作為外交與發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印度農機被賦予“發展工具”的功能屬性，在相對友好的“南南合作”語境中開始進入非洲市場。2008年首屆印度-非洲論壇峰會的召開，標志著印非關系進入制度化發展階段，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成為印非經貿與技術合作的核心議題。此后，印度企業廣泛參與非洲農業項目，涵蓋農機出口、土地開發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并不斷調整印非農業合作機制。

2015年第三屆印度-非洲論壇峰會后，印度政策重心逐步從土地投資轉向技術轉移與能力建設，通過優惠信貸支持非洲農業機械化、灌溉和種植項目。農業與糧食安全被明確為印度對非戰略的重要支柱，也是其推進“南南合作”的關鍵抓手。2025年9月，印度—非洲種子峰會在印度海得拉巴舉行，組織者稱峰會將利用印度的技術優勢和非洲的自然資源，提高非洲農業生產率、適應能力和長期糧食安全水平，進一步凸顯印度試圖通過技術輸出與制度合作塑造印非長期伙伴關系的意圖。

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印度農機進入非洲的實踐，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合作提供了具有啟發意義的經驗。在以農業人口為主的非洲國家，農業機械并非普通的生產資料，而是能間接影響國家治理能力的戰略性物資。印度農機通過廣泛進入小農生產環節，平順地嵌入了非洲農業的日常運作體系，后者對農機標準、馬力區間、維修體系等的選擇，將決定非洲農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軌道，軌道一旦形成，便會形成較強的路徑依賴，此后還會長期鎖定當地的農業培訓體系、供應鏈和融資體系。

印度農機熱銷非洲的路徑并非市場偶然，更不是簡單地依靠低價策略，而是國家和產業協同演進的結果。通過需求適配機制、定向產品開發和制度化合作框架，印度逐步將農機出口從企業個體行為轉化為嵌入雙邊關系的系統性實踐。在這一過程中，農機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演變為集適應性產品、本地化服務、金融支持、技術培訓和政策對接于一體的“整體性解決方案”。這一經驗，對于理解“南南合作”背景下產業擴散的政治經濟邏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